（本网特约评论员 良友）

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初衷，本是通过“罚当其过”的经济惩戒遏制违法行为，为消费者撑起权益保护伞。但当“牟利性打假”者将这一制度异化为逐利捷径，法律的正义价值便在“知假买假”的算计中逐渐扭曲。

牟利性打假早已脱离社会监督的轨道，沦为规模化的逐利产业。从上海有人一年内以“无证拍黄瓜”为由向1372家餐饮店索赔，到职业打假人在多地频繁购买同一商品并反复诉讼，这些行为的核心并非遏制假货，而是精准利用法律条款“薅羊毛”。更有甚者通过夹带、调包、篡改生产日期等方式伪造证据索赔，将“打假”彻底变成“造假”，已然触碰法律红线。这种以维权为名的牟利行为，实质是对市场秩序的二次破坏。

该行为的危害远超个体纠纷范畴，正在系统性侵蚀法治资源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职业索赔人发起73万件索赔投诉，大量案件聚焦于标签瑕疵等轻微问题，而非实质性质量安全隐患。这些“小题大做”的投诉举报，通过“举报-复议-诉讼”的连环操作挤占有限行政资源，导致真正的消费者维权通道被堵塞，基层执法人员也陷入“罚则过重、不罚违法”的两难困境。当司法与行政资源耗费在逐利性纠纷中，其维护公共利益的核心功能便会被严重稀释。

法律的完善正在清晰划定惩戒边界，让制度回归本源。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将惩罚性赔偿限定在“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”，重庆法院对购买900斤竹笋索赔9万元的案件，最终仅按20斤价款计算赔偿，正是对这一原则的践行。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举措更直接亮剑，不仅明确标签瑕疵不适用惩罚性赔偿，更将敲诈勒索式索赔移送公安机关追责。江苏法院驳回职业打假人再审申请、河北对敲诈索赔者予以行政拘留的案例，都释放出清晰信号：法律保护的是消费者，而非逐利的碰瓷者。

规制牟利性打假绝非否定社会监督。鼓励“吹哨人”制度、设立百万元举报奖励，这些举措表明法律始终欢迎正当的社会监督。真正的维权与牟利性打假的本质区别，在于前者以遏制违法行为为目标，后者以获取赔偿为终点。

惩罚性赔偿的“利刃”应当对准制假售假的源头，而非陷入合规困境的小微商家。唯有坚守“生活消费”的适用底线，严惩恶意索赔行为，才能让惩罚性赔偿制度重拾正义初心，既让违法者付出代价，也让真正的消费者得到保护。

作者：良友

【审稿：阿渊】